長沙臨時大學舊址。(資料照片)
抗敵演劇隊在長沙街頭演出。(資料照片)謝承新 王小平 朱習文 羅付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泵褡逵X醒往往從文化覺醒開始，而民族團結更離不開文化的凝聚。湖南作為全國文化抗戰的傳播和輻射中心之一，以“握著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的怒吼與吶喊，以文化名人云集湘江、文化團體陣營強大、抗戰教育聲名遠播、文藝創作精彩紛呈、救亡宣傳深入人心的文化抗戰實踐，展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畏強暴、敢于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為中華民族復興凝聚了強大精神力量。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以“歷史是過去傳到未來的回聲”的堅定自信，觸摸湖南文化抗戰的精神脈搏，感觸其激蕩雄風、自強崛起的血性基因和強大力量，從中探尋文化抗戰對喚醒民族自覺的深刻啟示。
啟示之一：
“憂危啟人智，厄窮見人杰”
——湖南文化抗戰，彰顯了中華民族空前覺醒煥發出來的凝聚力
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而此時的中國不僅經濟上十分落后，政治上也不統一，當政的國民黨政府內部四分五裂，各派軍閥之間紛爭不斷，民眾處于一盤散沙狀態。
這一看似實力懸殊的戰爭，最終卻以中國的勝利和日本的失敗而告終。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近百年來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完全的勝利，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恥辱，改變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屢戰屢敗的歷史，使中華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是什么樣的偉力讓曾經“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凝聚一心?靠什么樣的精神支撐使中華民族在無比艱難的情況下進行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
回顧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這種偉力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文化抗戰的蓬勃興起以及其喚醒的民族意識的空前自覺，離不開全民族優秀兒女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心理依歸匯聚起的磅礴力量。
1937年10月，由共產黨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動員愛國的文化人團結起來充當民眾抗日的“先鋒隊”，高呼對日抗戰到底，并發表宣言指出：日帝的企圖“在消滅我國家，奴役我民族，斬絕我歷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團結起來，擔負起文化抗戰的三項任務：一是將抗戰文化擴大到全體民眾中去，“加強其斗爭的民族意識”“消滅一切漢奸理論和漢奸思想”“以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二是發展“斗爭的創造的民主的大眾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將剛毅創新的“湖南精神”，發展為現代的“民族精神”，為湖南“即將成為一個新的文化中心”，擔負起“披荊斬棘”的“前鋒任務”?！拔目箷背蓡T通過報紙和講演，宣傳“只有全民抗戰，開放群眾運動才是對付日寇的唯一辦法”。同年12月，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在《抗日十大綱領》演講中，號召一切愛國的文化人“寫文章提高人民對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勵全國人民堅決抗日”“講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報告抗戰勝利的消息及戰勝的理由”“演打倒日本的戲劇”“唱救國的歌曲”“畫日本侵略中國的漫畫”“訓練人民抗日軍事知識”等等，來發動民眾抗日。1938年1月26日，湖南“文抗會”特刊發表了翦伯贊的《當前抗戰文化的任務》，強調文化人必須“以文化去提高一般民眾的政治水準，啟發其民族意識”“加強其戰斗精神并教育其戰斗技能”，尤其要深入農村，把農民發動起來;要注意“打擊投降主義者一切動搖的理論”，還要“從民眾方面去受教育”，要捐棄一切個人成見和分歧團結起來，才能擔負起文化抗戰的重任。這些文化抗戰主張在《觀察日報》《抗戰日報》等報刊上一再傳播，有力指導了湖南乃至全國文化抗戰運動的發展。
“憂危啟人智，厄窮見人杰!”湖南文化抗戰的一聲聲怒吼，傳遍三湘大地，逐漸輻射全國各地，澎湃起每一個中國人的家仇國恨，喚醒起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達到空前的團結一致。無數中華兒女“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吶喊和斗爭，“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奏響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凱歌，匯成陷日本帝國主義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1937年9月19日《大公報》載文說：“今天南北戰場上，是爭著死，搶著死，因為大家有絕對的信仰，知道犧牲自己，是換取中華民族子子孫孫萬代的獨立自由，并且確有把握，一定達到?！睂τ谌褡鍒F結御侮的凝聚力，美國總統特使卡爾遜在給總統信中也贊嘆道：“我簡直難以相信，中國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是那樣齊心協力。就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觀察，我從未見過中國人像今天這樣團結，為共同的事業奮斗?！?/p>
啟示之二：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
——湖南文化抗戰，在最黑暗、最危險的時刻激蕩起民族抗爭的血性與豪情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屠殺了無數國人的生命，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家園，卻永遠無法撼動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文化抗戰在忠實履行著反映現實、鼓舞民心、激勵軍心的特殊職責中，以一大批高質量的文化成果，極大推進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為奪取抗日戰爭全面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與支撐。
在艱難困厄的環境下，大批知識分子主動或被迫走出了象牙塔、亭子間，或者投筆從戎、奔赴戰場，“執干戈以衛社稷”;或者卷入逃亡流浪的人群之中，從事國民教育事業，以喚起更廣大民眾的自覺。這支文化大軍的主力，已經無暇享受閑情逸致，而是時刻關注中華民族之命運，并為之吶喊。
“以文化之力使軍民打成一片”，以“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爭取民族之春的到來”。田漢曾說，中國自有戲劇以來，沒有對國家、民族起過像抗戰時期這樣的偉大的顯著的作用的。在抗日烽火中，切身感悟國破家亡苦痛的湖南及外地來湘的文化精英，懷著滿腔悲憤創造了一大批歌頌英雄人物和英雄業績、彰顯中華兒女奮起救亡、敢戰敢勝、血性忠勇的文藝作品，有力地弘揚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戰斗士氣。“從你深情的眼眸凝望中，我聽到你錚錚鐵骨發出的黎明通知，我終于悟出：你為什么要親聆隆隆的槍炮聲，是因為你必須拿起筆，與戰士一同瞄向敵人!”——艾青作詩近20首，《火把》在國統區反響十分強烈，“用詩句吹響了抗日的沖鋒號”。茅盾的《埋伏》、田漢的《烽火遍黃花》和《祖國的血》、王魯彥的《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的《三至長沙》、董每戡的《敵》等，也在謳歌抗日軍民業績、展現人民苦難、揭露日軍殘暴、喚起抗戰意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以張天翼諷刺國民黨文化專制官僚的《華威先生》，吳祖光描寫抗日義勇軍英勇殺敵殉國的《鳳凰城》，在全國乃至港澳、日本、東南亞都引起強烈反響，點燃了無數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救亡使命感。在以湖南為突出代表的文化抗戰運動感召下，全體中華兒女凝聚起了團結一心、共御外敵的堅定意志，沖破重重屏障，匯聚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文化洪流。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全面抗戰爆發后，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人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一個弱國抵抗強國的侵略，想要徹底打擊武器兵力占優勢的敵人，必須更加充分地發揮文藝這一激勵人民、發動大眾的有力武器。在湖湘大地，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倡導下，各類抗戰文藝團體集聚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文化旗幟下，不同類型的工作隊、宣傳隊、漫畫隊和劇團，一隊復一隊地走向兵營、戰壕、原野，使這些地方成了激勵戰斗意志的一線課堂，抗戰話劇、抗戰電影、救亡歌曲成為武裝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長沙自1937年7月19日上演話劇《抗日救國》拉開救亡劇序幕起，相繼演出了《新雁門關》《盧溝曉月》《南苑驚魂》《黃埔風云》以及《八百壯士》《抗敵救國》《放下你的鞭子》《岳飛》《木蘭從軍》等戲，演至“暴日獸行時”，臺下觀眾“泣不成聲”。在攸縣舉行的“游藝募捐義演大會”上，會場掛了一副對聯：“國難當頭，聽諸君歌以當哭，也應激發忠良，出錢出力;強寇壓境，賴將士奮不顧身，者番舉行慰勞，贈傘贈鞋?！背浞直磉_了廣大民眾愛國救國的赤忱之心。整個三湘大地，為慰勞將士，為前方募捐，多種大型演出連綿不斷，使抗敵演劇運動發展至高峰，對于激發民眾愛國心、動員民眾參軍參戰、支援前線起了巨大鼓動作用。此外，還有周恩來、葉劍英、沈鈞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領導和名人到影院、電臺講演，會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對團結抗戰局面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由三湘大地放眼華夏神州，在戰火中，在國統區，在淪陷區，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到處都掀起了文化抗戰的狂飆怒潮，激蕩著全民抗日的吶喊與怒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鏖戰華北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新四軍挺進華中轉戰大江南北、八路軍南下支隊轉戰湖南、東北抗日聯軍奮戰白山黑水等抗戰第一線，到處回蕩著英勇殺敵的血性與豪情。
只有在文化上覺醒的大眾才是更有力量的大眾。文化教育落后是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落后挨打的深刻根源之一。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造就更多的抗戰人才和民眾，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中共急需“許多最好的干部”，也急需千百萬群眾投身于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戰時湖南教育出現了民國時期少有的“黃金時代”，特別是以抗戰教育為中心的社會教育更為發達。不僅有省立農民教育館等10余個社會文教機構，而且有1938年舉辦的兩屆全省民眾干部訓練班，培養青年知識分子6000余人，又通過他們到全省組訓民眾68萬人;還有中共湖南省委舉辦的8期黨員干部訓練班，培訓抗日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軍舉辦“云干班”，培養友軍抗日骨干300余人;舉辦華容東山戰時中學和桂陽戰時中學，培養抗日骨干500余人。特別是塘田戰時講學院，培養抗日中堅250多人，被譽為“南方抗大”。還有國共合作舉辦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培養了3000多名抗日游擊骨干?！犊箲鹑請蟆吩l表一篇通訊，這樣報道：“想到初來時連黑板、連鈴子都沒有，僅僅一所行將倒塌的大住宅，居然被赤手空拳打出這么一個有聲有色的天下來時，不禁深深地加強了對抗戰必勝的信念了?！痹诤吓R湘縣，始終以抗日愛國思想貫穿學校教育，有一篇小學自編教材《齊心全力打東洋》寫道：“大樹下面是課堂，不用高樓和洋房。不管工農兵學商，不管漢滿蒙回藏。全國人民團結緊，齊心全力打東洋。要把東洋來打倒，中華民族放光芒?！?/p>
回望這段災難深重的歷史，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整體精神氣象和以湖南為突出代表的中國抗戰文化的繁榮發展，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壯與凄愴、苦難與輝煌、覺悟與沉淪相互交織的斑斕圖像。大動蕩的時代刺激了抗戰文化的崛起。經歷過戰爭的洗禮、血火的熔鑄后，中國抗戰文化重新煥發出血性之勇，彰顯出民族之志，也升華了革命之理想、復興之圖騰。正像身居南方(國統區)的郭沫若讀了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解放區部分文學作品而拍案叫絕的那樣：“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
啟示之三：
“仰天噴出腔中血，化作長虹亙碧霄”
——湖南文化抗戰，在鮮血的灌溉中與抗日救亡融為一體
文化抗戰大軍是一支戰斗在最前沿的生力軍，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頑強抗爭，既先聲奪人，率先發力;又發自心聲，催人奮進。自抗戰初期掀起的湖南文化抗日救亡運動，席卷全省70多個縣市的城鄉，持續6年之久，使湖南成為全國抗日救亡規模最大、聲威最壯、持續時間最長的省份之一。從省城長沙200余個團體20萬人的游行示威到偏僻山村的抗日救亡;從鋪天蓋地的抗日報刊、氣壯山河的救亡歌曲到雪片般飛向南京和全國各地的通電、呈文、請戰書;從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批評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到開展經濟絕交，捐錢派車出人出物直接支援馬占山、長城、淞滬等局部抗戰，壯大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聲威，鼓舞了前線將士的殺敵斗志，對促進南京和湘省當局向抗日方面轉化，推動全國抗戰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導和催化作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準備了初步的群眾基礎和政治思想基礎。
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湖南廣大文藝工作者以“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中華民族的解放與新生”為己任，他們和全國人民融為一體，共同奏響了空前豪邁的民族解放斗爭交響曲，一大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團體乘時而起。在長沙，最早的新聲歌詠隊成立于1937年9月5日，其組隊宣言代表了絕大多數歌詠團體組建的直接原因和鮮明目的：“盧溝橋事起，戰幕揭開，和平既以絕望，戰斗迫在眉睫。凡有血氣之民，莫不荷戈執銳，為國前驅。同人等或服務教育，或致力工商，報國有心，請纓念切，因本平日音樂之好尚，組織‘新聲歌詠隊’，深冀萬眾之呼聲，喚醒國人之迷夢，更冀以音樂之傳導，堅強抗敵之熱情……”他們滿懷激勵民族精神、宣傳抗戰思想、堅定勝利信心的激情，奔走于長沙的大街小巷，或引吭高歌，或慷慨悲歌，譜寫了湖南文化抗戰運動中最為壯美精彩的樂章。此外，遍布全省城鄉的“晨呼隊”，紛紛走向街頭，融入民眾，振臂高呼：“東北淪陷，華北淪陷，淞滬淪陷，南京淪陷，平津危機!華北危機!中華民族危急!”“工人起來，走上抗日前線!”“農民起來，奔向抗日前線!”“商人起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其“萬眾一心”、激昂磅礴的怒吼，更加氣壯山河、驚寒敵膽。
“仰天噴出腔中血，化作長虹亙碧霄”，“用我一湘壯河山”!由湖南傳播輻射至整個中華大地，文化抗戰在鮮血的灌溉中與現實融為一體，不斷迸發出氣貫長虹的英雄之氣、血性之光。站在燃燒的太行山上，眼前看到的是紅日照遍了東方，“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抗日的烽火氣焰千萬丈”!站在奔騰咆哮的黃河之濱，眼前看到的是“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里游擊健兒逞英豪，端起了土槍洋炮，揮動著大刀長矛”!站在巍峨的寶塔山上，眼前看到的是“千萬顆青年的心，埋葬著對敵人的仇恨，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人的怒吼”!在白山黑水、在晉察冀、在豫皖蘇、在羅霄山、在高黎貢山、在海南瓊崖，從《義勇軍進行曲》到《中華民族不會亡》，從《抗日軍歌》到《游擊隊之歌》，匯成了一道道抗日鐵流，洶涌著殺敵的狂飆……抗戰文化的精髓，閃耀著理想信念的光芒，閃耀著民族精神的光芒，閃耀著英雄血性的光芒;抗戰文化的精髓，還詮釋了以中國共產黨人為突出代表的抗日英雄，如天上繁星、大海浪花，他們舍身驅敵，浴血奮戰，永照汗青。
啟示之四：
“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湖南文化抗戰，真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化景象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一面旗幟。在中國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黨領導的文化斗爭和文化運動，對抗戰的宣傳和鼓舞、支持和推動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為最終取得勝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深厚的民眾基礎。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正是在這一光輝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把發展文化抗戰“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一個印刷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萬幾萬軍隊還重要”“把運輸文化糧食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領導和發起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打開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光輝一頁。
先進的政黨才能建設和發展先進的文化。在湖南，文化抗戰運動的開展，除了全民族抗戰高潮的推動外，還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秉持民族大義，以團結御侮的政治主張、堅不可摧的堅定意志和勇往直前的模范行動，發揮著全面領導、有力指導的重要作用。七七事變后，代表先進文化方向的中國共產黨即有計劃地從平、津、滬、寧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回湘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7月24日成立湖南人民抗敵后援會;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呂振羽回湘“開荒”;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黨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不久，高文華等來湘組建中共湖南省委，大力發展黨組織，深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促成了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1938年9月，為加強對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動的領導，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以具體領導救亡文化團體及其宣傳工作。他們深入到全省城鄉，以多種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揭露、駁斥漢奸親日派的投降謬論和頑固派破壞統一戰線的言行，解除動搖分子的顧慮，激發抗日群眾的斗志，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
同時，隨著戰火逼近，大批文教機關和文化名人遷湘。特別是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為國統區政治軍事重心，在一年半時間內先后來湘活動的文化名人超過1500人，其中有較大影響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主要有郭沫若、茅盾、沈鈞儒、聞一多、朱自清、曹禺、吳祖光、王魯彥、王西彥、艾青、孫伏園、梁實秋、熊佛西、董每戡、陽翰笙、鄒韜奮、郁達夫、徐悲鴻、馮友蘭等國內名流;有呂振羽、田漢、翦伯贊、沈從文、張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謝冰瑩、蔣牧良、向培良、楊東莼、譚丕模等湘籍名人。法國記者李蒙夫婦、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及世界學聯代表團、菲律賓戰地記者團也云集湖南。幾股文化洪流匯聚于湘江之濱，他們“不作戰時古城的難民過客，而作抗日烽火的文化傳人”，他們信奉“全民眾的精神武裝和物質的武裝同等重要”，或辦報紙，或辦刊物，或在抗日群眾團體和學校里任職，逐步形成了以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為骨干，廣泛團結愛國人士的文化隊伍，共同肩負起開展抗日救亡文化運動的重任，使湖南原有相當規模的抗日文化運動發展得如火如荼，湖南成了文化抗戰的中轉基地和中共抗日主張的傳播中心，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巨大影響。
這一時期，國共關系對文化抗戰運動的開展有著重要作用和直接影響。從1937年11月20日至1939年1月17日，在張治中主持湘政期間，公開強調團結抗戰，反對制造摩擦，吸收共產黨代表徐特立參加廣納各黨派人士的抗戰統一委員會并任常委。他主張言論自由，鼓勵人民說話。他有一句名言：“絕不怕人民說話，而只怕人民不說話?！睆堉沃信c其前任何鍵和其繼任薛岳的反共態度相比，他保持與共產黨親密合作關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戰的開明措施，為在湖南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了一定環境。
文化抗戰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化景象，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廖沫沙在主編《抗戰日報》時，因經費困難，無工資，無稿酬，無法養家，也沒時間和精力照看極度艱難的妻兒，妻子和兩個女兒竟被迫自殺身亡，他當即昏倒，但并不消沉下去，仍在用筆艱苦戰斗。湖南“文抗會”“連一把沒柄的菜刀也要兼職裁紙”;在會里吃飯的專職人員吃的菜“第一碗是白水鹽煮蘿卜，第二碗還是，第三碗又是……”被戲稱為“文抗菜”;每晚在寢室里各人用異鄉口音唱出的歌聲來吞滅“從破窗口襲擊來的寒冷”，來忘卻“整天工作給予的疲勞”，來驅逐“流浪者的鄉愁”。共產黨人是中國的“脊梁”，也是湖南文化抗戰運動的“脊梁”!
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思想和政策在湖南文化抗戰工作中的具體運用，既團結了一切支持進步文化的力量，又轉化成了全民族抗戰的現實力量。抗戰時期地質學家丁文江面對國內經濟凋敝、政治混亂、日本侵略者步步蠶食的黑暗困境，說出一句極具內力的話：“只要少數中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個最艱難的時期，由階級斗爭的開路先鋒，轉化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啟示之五：
“千載下讀之，猶凜然有生氣焉”
——歷史的硝煙已經散去，抗戰文化遺產卻是歷久彌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敝袊嗣窨谷諔馉帲墙詠碇袊嗣穹纯雇鈹橙肭殖掷m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可以說，以湖南為樣本的全國抗戰文化精神，就是矗立在這一歷史轉折點的精神豐碑之一，它所放射出的耀眼光芒，指引著我們淬礪民族血性、度盡民族劫難、書寫民族榮光。
因抗戰而興的抗戰文化，不僅激發了全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直接影響和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進程，而且是抗戰最終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歷史的硝煙已經散去，但抗戰文化精神遺產卻不會消失，只會歷久彌新。
——我們要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日本右翼勢力，沉迷于軍國主義舊夢，在中華民族的傷口上，一遍又一遍地撒鹽;日本右翼政客，大開歷史倒車，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慰安婦必要論”，甚至為“神風敢死隊”申遺……抗戰勝利后，《大公報》總編王蕓生到日本游歷，回國后他不無憂慮地警告國人：“日本人是不會忘情于中國的。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過中國。這些人，當他們吃不到糖時就想念臺灣，缺鹽時想念長蘆，缺煤燒時就會想念我們的東北?！碑斈甑木局Z，穿過悠長的歷史隧道，至今仍聲若洪鐘，振聾發聵。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作為二戰加害國和戰敗國，日本已被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是誰也抹殺不了的歷史事實。作為中華民族每一個炎黃子孫，我們要時刻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一旦喪失憂患意識、血性精神，沉迷于享樂之風、奢靡之風，就等于自毀長城。在當今時代下，偉大的抗戰文化精神，對于塑造中國心、民族魂、強軍志，仍然具有深遠的價值和意義?！皻v史不能假設，但歷史會重演”。我們絕不能再讓“神風”的鬼影出現在中國的藍天，不能再讓“出云”號橫行黃浦江。
——我們要堅守高度的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被仡欀袊伯a黨百余年歷史，正是因為強烈的文化自信，我們才會在內外交困的艱難處境下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會在日寇的血腥屠殺下堅信“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中國必將取得這場戰爭的最后勝利”，才會在對敵武器裝備極為懸殊的境況下一次次展現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氣概。文化自信不僅是先進政黨的鮮明特質，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壯大的力量源泉。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歷史虛無主義與文化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影響下，時下部分人表現出“自卑自棄”的文化心態，對西方強勢文化頂禮膜拜，言必稱西方，而對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革命傳統文化則抱有成見，認為是過時的、守舊的文化。自信才能自尊，自信才能自強。我們只有具備革命先輩那樣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展現直面挑戰、披荊斬棘的魄力與膽識，才能向著心中的夢想不斷走向超越。
——我們要用好“政治攻勢”這個看家本領。潛流之下，暗礁險惡。“看不見的敵人”“無形的刀子”，有時比明火執仗的對手更加可怕、更加危險，有的敵對勢力妄圖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政治轉基因”。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上，我們要發揚革命先輩以文化抗戰開展“政治攻勢”這個優良傳統，不僅要直面敵對勢力遏制圍堵形成的“十面埋伏”，還需明辨敵人的“虛晃一槍”、洞察其手中的真實底牌;既需要有“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大無畏氣概，又需要面臨“八面來風”始終“咬定青山”的文化精神根基;既需要有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重大考驗面前始終作為中流砥柱的使命擔當，又需要有不拘泥于一時一事得失、不為局部和暫時困難動搖和折服的堅定毅力。面對“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狂轟濫炸”式的霸凌行徑，要能抗得住壓力、穩得住心神，有“天塌不下來”的自信從容，有“不愿打，但也不怕打”的堅定態度，有“奉陪到底”的強大底氣，更要有“時與勢在我們這邊”的戰略睿智，錨定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這個中心任務，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持續提升綜合國力，不斷打開事業發展新局面。
瞻望未來，文化抗戰精神依然光芒如炬。在8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上，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是要從那段凝重的歷史中汲取磅礴動力，在新時代繼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以精神之光照亮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大征程，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勝利，書寫歷史偉業的壯麗新篇章，交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先輩的優異答卷!
(作者單位：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
責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