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隆萬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讀投降詔書；9月12日，日本軍政代表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人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戰14年，和亞洲、世界人民一起，贏得了最后勝利。為了銘記歷史教訓，維護世界和平，戰后盟國在紐倫堡和東京的軍事法庭，分別對發動侵略戰爭的德國和日本的戰爭元兇進行審判。
我父親向哲濬是代表中國參加東京審判的檢察官。他是湖南寧鄉人，原名向哲文，字明思，1892年出生于溈河畔向家塅的一戶農家。湖南民風素以耕讀為主，大溈向氏家族又有向構父等幾位思想先進的人物，關心家鄉的教育事業，他們把向家祠堂所辦的族學，改成六年制新式學校。所有孩子，不論男女和家境，都要在這所學校接受文化啟蒙。父親在祠堂學校畢業后，被家族資助到長沙市修業學校深造。
清末，中國處于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辛亥革命前夜，許多革命志士通過辦學任教，對青年學生宣傳革命思想。修業學校校董周震鱗（多年后成為父親的岳父）是第一批同盟會會員。代數老師徐特立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慷慨激昂，斷指血書，父親深受感動。他和同學陶峙岳在衣襟上血書“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并立志勤奮讀書，將來以身報國。
1910年，恰逢“游美肄業館”初次向全國招生，這是一所以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創辦的學校（后改為“清華學堂”，即清華大學前身）。當時父親是中學二年級學生，由于修業學校不希望學生投考外校，父親便將原名“向哲文”改為“向哲濬”去投考。想不到他在長沙市初試和湖南省復試中都名列榜首。修業學校得知結果后，反而以培養出這樣的高才生為榮。
父親到北京后又取得全國復試第一。他學習認真，成績優異，且熱心為學生團體服務，深受師生推崇。他高票當選為學生團體“達德學會”的會長，其間組織了許多公益活動。1917年父親被選派到美國耶魯大學學習。行前他代表同年級學生發表《告母校書》，感謝母校栽培，并抒發了學成后報效祖國的心愿：“益以目悚時艱，心切國難興亡大責，刻鍥五中，敢不矢志，集力奮發淬礪，期副師友萬一之望，盡國民分子之責。”
1920年，父親獲耶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同年進入耶魯法學院繼續深造。在耶魯學習期間，他曾任該校中國學生會會長和世界學生會會長。1921年至1922年，中國北洋政府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九國會議”，父親被派到華盛頓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王寵惠的秘書。
1922年，父親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資助研究國際法。為學習和工作的方便，耶魯法學院院長將他介紹到位于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繼續學習。1924年3月31日和4月1日，他參加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事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主題與第二期退還庚款有關。他是參加聽證會的成員中唯一中國人，以親身經歷闡述了清華學堂的辦學宗旨、教學內容和培養成績，回答了關于款項用途的質疑，確保了美國繼續退還庚款的實施。1925年秋季，父親獲得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士學位，不久便啟程回國。
回國后，父親分別在北京大學教英文和在北京交通大學教國際公法。1926年，他又同時被北京法政大學和河北大學聘請任教。
二
1926年，父親隨王寵惠南下南京，轉入司法界工作。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王寵惠出任司法部部長，他親點父親任司法部秘書，并兼任“收回法權籌備委員會”委員。在南京期間，父親曾到中央大學兼課，并在南京法官訓練所任主講教師。1932年父親任江蘇吳縣地方法院院長，后又被轉派到上海第一特區高等法院任首席檢察官。1934年3月，父親受聘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1946年向哲濬赴東京前在上海所攝全家福。 通訊員 攝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淪為“孤島”。1939年“76號”敵偽特務機關成立后，采取各種隱蔽手段向公共租界滲透。1942年，為躲避日偽特務綁架，父親僥幸脫險后輾轉到重慶，擔任司法行政部參事和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負責編寫當時的《現行民事法規》。1943年春，司法行政部決定在湖南桂陽縣設立最高法院湘粵分庭，父親被選派為該庭首席檢察官。1945年1月又任最高法院檢察處檢察官；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后，父親立即被派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1946年1月，盟軍在東京成立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要求中國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檢察官作為正式代表參加審判。根據國民政府外交部的推薦，蔣介石最終選定父親和梅汝璈分別擔任代表中國的檢察官和法官。
1946年2月7日，父親和首任秘書裘劭恒抵達東京履職。在開庭前期的準備階段，首先要確定審理日本甲級戰犯罪行的起始日期。最初英、美、澳等國認為，應以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之日）作為日本戰犯犯罪日期的起點。日本方面更是認為正式宣戰后才算戰爭。但是，根據日軍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發生于1928年6月4日，以及日本參加締約的《巴黎非戰公約》自1928年1月1日生效，中國提出審理日本戰犯犯罪的日期應從1928年1月1日起算，最終被國際檢察局認定。
審理戰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確定后，檢察官團隊要在開庭之前提交《起訴書》。由于日本侵華時間最長，中國檢察官成為《起訴書》的主要起草人，并負責提供相關證據。《起訴書》總共55條“訴因”中，與侵略中國有關的達44條之多。
東京審判于1946年5月3日正式開庭。當天上午，首先由庭長韋伯致詞，接著檢察長季南介紹各國檢察官，第一位就是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下午由法庭執行官范·米特上尉宣讀檢方《起訴書》。
東京審判時向哲濬所用的打字機。 通訊員 攝
東京審判遵循英美法律，檢方起訴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抗戰期間，限于戰時環境，中國百姓既缺乏收集證據的條件，也缺乏保留證據的意識，加之日本政府和軍部在戰時實施了極其嚴厲的輿論封鎖措施，在投降前后更是三令五申銷毀文檔，這使得檢方的取證工作面臨重重困難。中國檢察組一方面通過函電向國內求援；另一方面，在開庭之前，父親和秘書裘劭恒親自回國，陪同季南檢察長和國際檢察局同仁，到上海、北平、重慶和南京等地調查取證。此外，中國檢察組還從日本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并調閱日本戰時的媒體報道，訊問已經逮捕的戰爭嫌犯。
從1946年5月13日至1948年4月16日，對日本甲級戰犯的審判先后經過起訴、舉證、辯論、終訟四個階段，父親參加了全部庭審，共414次。他在法庭陳詞20余次，引用了大量證據來起訴戰犯罪行，澄清歷史真相。
《起訴書》把日本侵華明確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侵略滿洲，即侵略中國東北地區時期。第二階段是侵略全中國。
日本侵略滿洲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為發端。經過檢方的細致工作，兩名證人出庭，使得“皇姑屯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基于大量人證物證，1948年2月11日，父親和季南檢察長等同仁宣讀“檢方總結陳述”，揭露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激進分子有計劃的陰謀，而策劃陰謀和實施指揮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他們的陰謀得到了陸軍大臣南次郎及關東軍的支持。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侵略滿洲的審理中，最引世人矚目的證人是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經國際檢察局通過，并取得蘇聯同意后，盟軍總部將溥儀引渡到東京。經過中國檢察組的耐心說服，特別是裘劭恒秘書多次和溥儀談心，勸說他揭發日本侵略罪行來立功贖罪。溥儀終于放下包袱，從1946年8月16日起連續8天出庭作證。在庭審記錄中，關于溥儀出庭的記錄達453頁之多，其中溥儀回答控辯雙方的詰問高達764次，創造了東京審判個人出庭的法庭紀錄。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侵略全中國”的審理階段，揭露日軍七七事變的陰謀成為關鍵一環。父親從東京頻傳電報，七七事變時任29軍軍長的秦德純則根據電報提供的信息，在出庭前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他以毛筆工整書寫的證詞《七七事變紀實》，有力控訴了日軍在盧溝橋事變前后的侵略罪行。
1948年2月24日，向哲濬宣讀對被告板垣征四郎的檢方總結。 通訊員 攝
在中國檢察組和美國檢察人員的共同努力下，除大量書證外，8名證人從中國到東京出庭，將日軍南京大屠殺慘絕人寰的暴行公之于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八章“違反戰爭法規的犯罪”中專列一節“南京暴行”，以9頁篇幅詳盡描述了日軍的戰爭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南京大屠殺日軍陸軍將領松井石根也因此被判處絞刑。
中國檢察組對日本戰犯在中國使用鴉片和其他麻醉毒品罪行的揭露，也使世人震驚。1946年8月15日，父親在法庭指出：“證據顯示，一旦日本在占領中國每個地方之后，那里就成為向下一個地方進行毒品攻勢的據點。在日本占領區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鴉片煙館，越來越多的土地被用作生產罌粟，大量的鴉片和毒品的進口，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從鴉片和毒品交易中獲取了巨額的利益。”他引用了1937年國際聯盟關于禁止鴉片與其他危險藥品走私的聲明：“全世界接近90％的非法白色毒品是由日本人在天津、大連以及滿洲和華北的其他城市制造的。”日本戰犯在中國種植、制造和販賣毒品的罪行亦因此大白于天下。
東京審判結束后，父親回國向司法部、外交部作了工作交代后返滬。他和秘書高文彬特意乘輪船帶回兩套法庭文檔，包括全部庭審記錄和許多證據，一套送外交部存檔，一套送東吳大學法學院供教學之用，可惜都不知所終。
東京審判行將結束之際，國民政府曾任命父親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他當即電辭。回國后，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并提供全家機票要求速往臺灣赴任，父親依舊拒絕受命。他鐘情于教書育人，此后便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之中。1949年2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夏大學（國內最早實施導師制的綜合性私立大學）和東吳大學法律系的聘請，擔任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審判等課程的教學。5月26日，我們一家迎來了上海的解放。
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對高校實行院系調整。父親到復旦大學法律系任教，其間與東京審判親歷者楊壽林和摯友朱彬元合作翻譯了尼赫魯的著作《印度的發現》。195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成立，他調任該院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1960年，父親被調到新成立的上海財經學院任基礎部英語教研室主任，直至1965年從該校退休。
父親退休后仍關心國家大事。1980年，中央政府修改憲法前征求專家意見。當時父親已88歲高齡，他花了許多時間仔細閱讀草案，用心思考；積極參加會議討論，他的看法，頗得專家和相關部門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炮制了一系列美化侵略的反動言論，實施了諸多為軍國主義翻案的丑惡行動。父親看到此類報道，無比憤慨，他在一些會議上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談話，痛斥日本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可恥行徑。
1985年，南京市政府和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部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父親抱病介紹了許多情況，來訪人員對他的談話進行了錄音和攝像，作為專題文獻紀錄片而永久保存于紀念館中。這也是父親對國家、對人民最后的貢獻。
1987年8月31日，父親在上海溘然長逝，享年95歲。
三
由于歷史原因，國內外關于東京審判的研究遠不如紐倫堡審判。上海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都沒有收藏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的第一手文檔。為了了解東京審判的進程與細節，特別是了解父親和他團隊的工作和貢獻，2006年之后，我和愛人蔣馥利用探親訪友的機會，多次自費到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和戰爭紀念館搜集資料。在我國駐當地使領館同志和留學人員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了收藏法庭第一手資料的場所，并復印了父親在法庭10次講話的英文記錄以及若干照片和紀錄片片段。以父親講話的英文原稿及其中譯文為基礎，加上母親周芳對父親的回憶錄《良師愛侶憶明思》，結合當年的媒體報道，我編寫了《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于2010年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
由于這些資料在中國是首次面世，立即引起學界的重視，中央領導同志還對文化部、國家圖書館和教育部作了重要批示，指出：“研究東京審判的歷史檔案具有戰略意義，我國家圖書館應該收藏。請與向隆萬同志聯系，以積極穩妥的方式復制這些珍貴史料。也請貴仁同志選定有條件、有基礎的高校對這些史料進行系統研究，為我所用。”
很快，國家圖書館周和平館長到上海交大商議合作，教育部袁貴仁部長在北京接見并表示大力支持。2011年5月3日，在東京審判開庭65周年紀念日，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被聘為名譽主任。
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10多年來，關于東京審判歷史文檔的發掘和研究碩果累累。下面僅作一個概述：
第一，整理出版了包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8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50卷）《國際檢察局訊問記錄》（70卷）及其《索引與附錄》（每套3卷）等基礎文獻300多卷，填補了國內文獻的空白；為國內外研究者提供方便。
第二，完成國家和教育部及上海市重大研究課題19項。
第三，撰寫和編譯學術專著及普及讀物數十冊。
第四，主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3次，向世界發出中國之聲。
第五，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等主流媒體專訪數十次，在報刊發表許多文章和談話，在中央、上海、江蘇等電視臺作專題講座。
第六，應中央有關部門之約，建言獻策多次，發揮了智庫作用。
第七，為上海電視臺拍攝《東京審判》和《亞太戰爭審判》等紀錄片以及畫家李斌的文獻式油畫《東京審判》提供學術支撐。
總之，在東京審判的研究領域，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公認的領軍高地。
關于父親及中國檢察官團隊的工作狀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除《庭審記錄》外，我們編輯出版的《東京審判文集》和《向哲濬東京審判函電和法庭陳述》收錄了父親大量講話、文稿和函電。2019年我編寫出版了《東京審判征戰記》一書，概述了父親和中國檢察官團隊的工作與貢獻，榮獲《法制日報》當年評選的“法治圖書十佳”榜首，2022年被譯為英文在加拿大出版。
隨著形勢的發展，2017年，上海交通大學在“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的基礎上，擴大成立了“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明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研究院決定總結10多年的研究成果，編寫出版《東京審判全史》。初步計劃將《全史》分為10卷，我和梅汝璈法官的后人梅小侃、梅小璈一起，分工編寫其中一卷《中國與東京審判》。今年我已84歲，梅氏姐弟也年逾古稀，能參與這項工作，既感榮幸，更覺責任重大。東京審判期間，父親曾在一封公函中表明決心：“謹查職自奉命來此辦理檢察事務，事繁人少，與在事各員，昕夕從公，未敢懈怠。”（1948年1月12日）梅汝璈法官也有如下表態：“璈雖德薄能鮮，但職責所在，自必全力以赴，決不懈怠。”（1948年7月23日）“昕夕從公，未敢懈怠”和“全力以赴，決不懈怠”就是我們的榜樣。
倏忽，東京審判過去了79年，令人遺憾的是，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行在日本始終不絕。隨著日本檔案的解密，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僅是右翼學者，日本政府企圖為判決翻案也是由來已久。人們必須警惕！最后，我想引用兩位法學先輩擲地有聲的警語作為本文的結束：
梅汝璈：“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1961年）
向哲濬：“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受到西方列強的無數次侵略戰爭中，只有抗日戰爭，才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勝利；只有東京審判，才使中國人民真正得以揚眉吐氣！”（1985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責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