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安化人陶澍是歷史上杰出的經濟改革家。他既是清朝中葉經世派的領袖，又是近代洋務派的先聲，還是近代湖湘人才群體崛起的先導者。此外，陶澍的文名被政績掩蓋，他還是清朝中后期重要的詩人與散文家。他的奏疏、散文、詩歌、對聯，既是其經世思想的載體，又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近日，歷史學者周祿豐歷時兩年多精心打磨的全新力作《印心石在》由岳麓書社出版。該書是陶澍的傳記，以兼具學術性、可讀性的寫法，展現陶澍的一生。
周祿豐
數年前，我在陶澍故里湖南安化縣小淹鎮參觀，曾于資水之濱久久駐足。安化的山水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一是資水的清幽澄澈，恰似屈原以來湖湘文人的哀婉清絕;二是梅山的莽荒蒼茫，仿佛湖南人“勁悍尚氣”、堅忍不拔的豪邁性格。這兩種氣質在陶澍身上得到了完美融合，并呈現出湖湘精神的獨特神態。在與當地人的交談中，我發現安化人至今保持著剛直、進取、大氣的特殊性格——這種氣質在陶澍及其影響下的湖湘士子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當我在印心石畔，看到湍急江水中倒映的梅山群峰，突然意識到這座湘中古鎮孕育的不僅是一位晚清重臣，更銘刻著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隱秘坐標。
作為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分水嶺上的關鍵人物，陶澍身上同時交織著傳統的智慧和近代的思想因子。他既承襲了王夫之“經世致用”的湖湘學脈，又在漕運、鹽政、貨幣三大領域率先突破傳統治理框架。在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特別是在作為兩江總督的十年間，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幾乎觸及了所有康乾以來累世積存的弊端。
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的“票鹽法”，以鹽政改革打破鹽商數百年的壟斷，不僅使淮北鹽業重獲新生，更為國家增加數百萬兩財政收入;推行清代首次大規模漕糧海運，既解決道光初年運河淤積導致的漕運危機，又探索出面向海洋的新路徑;倡導“廢兩改元”，建議自鑄銀幣，其思想已觸及貨幣金融制度的核心……尤為重要的是，陶澍在禁煙運動中的先驅作用：他不僅是首個系統認識鴉片危害的封疆大吏，更以在兩江地區大規模的銷煙行動，為林則徐虎門銷煙奠定了實踐基礎。
他的種種改革，既是中國傳統治理經驗的集大成，又在多個領域自發生成了近代因素。他對市場機制的理解、貨幣流通的洞察以及海運的推行，無不體現其超越時代的前瞻性。從這個角度看，他既是傳統中國的最后一位政治家，也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位先驅。
而陶澍最為深遠的影響，在于構建了湖湘人才譜系。他以“實學”與“實行”陶鑄晚輩，左宗棠、胡林翼直接受他提攜，曾國藩通過唐鑒、賀長齡間接承其衣缽。他發展的經世之學成為后輩經綸國手的基礎，剛正不阿、實干進取的湖湘氣質更在后世傳承發揚。正如陶澍對王夫之的評價，“天下士，非一鄉之士;人倫師，亦百世之師”，他自身正是從安化出發，承載湖湘文化精髓而走向全天下的典范。
在傳統中國的暮色與近代中國的晨曦交替之際，陶澍用《海運全案》的墨跡勾勒出海洋中國的輪廓，又以《蜀輶日記》的筆觸丈量著農耕文明的余暉。遺憾的是，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他作為傳統中國的歷史人物而受到忽視;而在近代史的敘事中，他又往往因鴉片戰爭前就已去世而被歸入古代史的范疇。這種夾縫中的尷尬處境，使得這位跨時代的政治家未能受到應得的關注。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中國近代轉型的闡釋聚焦于沿海口岸與西方影響，卻忽視了內陸腹地自生性變革的萌發。在系統研究陶澍的政治生涯后，本書的一大嘗試，就是通過討論陶澍在鹽政、漕運、海運等領域的改革實踐，揭示出嘉道年間地方治理中萌發的市場邏輯與近代治理理念。因為陶澍推動的一系列孕育著本土自身近代性因子的變革或者說試驗，很可能正是構建中國近代史敘事的重要拼圖。于是，我試圖在本書中，將陶澍置于近代前夜的樞紐位置，陶澍所力行的經世實學，證明了中國本土思想資源自我更新的內在動力。
在數載的研究過程中，我最深刻的體悟莫過于：作為一位歷史人物，陶澍的價值不在于他改變了什么，而在于他展現了哪些可能。歷史是一條長河，這奔涌不息的水流已經在河道深深刻下了既定的軌跡，但在每一個彎道、每一個關隘，它總有無數個可能的方向。大河為何奔流至此?這固然是水流中的我們需要追問的;而每個關隘處具有的可能性，更是引人遐想。這種可能性的發掘，正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責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蔣俊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